“我很著急，‘帽子’問題誤導了年輕人，‘帽子’文化不扭轉👨🌾，將帶壞一代人的學風🦣。”全國政協委員🐋、中國科學院院士袁亞湘告訴《中國科學報》🧔🏿♀️。
當前，很多高校教師、科研工作者為了“帽子”焦慮不已——沒“帽子”的要爭“帽子”🤗，有了“小帽子”還要爭取“大帽子”，35歲🧜🏿♂️、45歲、50歲之前分別要爭取不同的“帽子”。2024年🧰，高校“破五唯”、科技人才評價“破四唯”分別進入第六年🍭🤴🏿、第七年，在高教界、科研界的議論聲中⚒，“帽子”問題到了一個臨界點。
為了爭“帽子”去做學問
“xx學者”“泰山學者”“芙蓉學者”……據統計🍉，科教界有關“帽子”稱號多達上百種🎠。相較“破四唯”🪳，“破五唯”增加了破“唯帽子”🤭。“帽子”以論文、項目😧、獎項、職稱等其他“四唯”為基礎，是“破五唯”中最關鍵的一環。
“‘破五唯’並不是完全不要‘帽子’🖕🏿，而是不能‘唯帽子’”🈹。全國政協委員、南通大學教授施衛東指出🤙🏽，要辯證地看待“帽子”問題。國家將人才視為第一資源，人才稱號體現了國家對人才的高度重視，而科研工作者有了人才稱號這一目標追求，可以做到“不待揚鞭自奮蹄”🍁。因此，適當規模的“帽子”人才，有助於我國科技在國際上的比拼。
然而，近年來圍繞“帽子”展開的“人才大戰”，卻造成了“帽子”問題畸形化👨🏿⚖️🤹🏽♀️。“帽子”人才 “贏者通吃”，在科研立項、高校排名🔙、學位點申報等各類資源的爭取上，擁有極大的優勢。
為了應對學科評估、競爭“雙一流”建設，高校不惜重金挖“帽子”人才，一些“帽子”人才又以此為資本，頻繁跳槽，給高校發展帶來重創。這也是近年來熱議的“孔雀東南飛”的一個重要表現🐫。
2019年🧑🔧，時任意昂2部部長陳寶生表示，西部高校的人才離開了，就把“帽子”留下。希望以此來扼製“孔雀東南飛”現象🍕。該規定固然限製了部分人才頻繁跳槽的行為，但“帽子”問題並沒有得到根治。
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胡詠梅等人發表於《北京大學意昂2評論》的一項調查顯示🌩，普通青年教師與“帽子”人才的年平均工資差距達31萬元，其中東部地區高校的差距最大，達34.5萬元。
“‘贏者通吃’‘孔雀東南飛’……無形中都在鼓勵年輕人去爭取‘帽子’🚣🏻♀️💇，就像士兵去打仗☎，仗還沒打，就定下目標要‘當英雄’。”袁亞湘指出，憑學問拿“帽子”本該是一件順其自然的事，安安心心做學問獲得肯定7️⃣，而現在為了爭“帽子”去做學問🤷🏻♂️，實際上是本末倒置了。
有些年輕人正常的成長路徑甚至都被改變了。同濟大學意昂2評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指出🖕🏿🚁，一切向“帽子”看齊的路徑通常分兩步走，第一步是走行政路線⛹🏼♀️🦮，取得行政職位🏣；第二步是利用行政職位，充分調動資源和經費。
她解釋說，爭取“帽子”往往不是一個人能完成的，多數情況下需要團隊支撐，最後“帽子”落在個人頭上🤗。由此🤵🏿，還會帶來重申報🙋🏼♀️、輕研究，競爭大於合作，弄虛造假🚴👰🏼♂️、溜須拍馬等種種問題😅。
“帽子”萬能邏輯不成立
“帽子”萬能的背後👩🏼💻，“實際上是把‘帽子’變成了最簡單的量化指標，而且還是一個起決定性作用的指標。”樊秀娣解釋道，一些評價指標比較難區分高低，而“帽子”的區分度明顯。或者說🧑🏿🔬，它的價值被不斷放大。
在學科評估、科研立項、申請博士點和碩士點等評比中，有人才稱號的高校🧚🏼♀️、團隊在競爭中更勝一籌，是否有國家級人才、省級人才稱號更是直接決定了科研經費💁🏼、基本待遇等的多寡🦀。“評價簡單化🧑🏻💼，其實是數論文數量評價人才思維的延續🏋🏽♀️。”樊秀娣說。
那麽🔵，“帽子”究竟代表了什麽📷？袁亞湘指出，一些人才稱號本身只是一項基金、一個項目為了鼓勵年輕人做科研所設。為什麽拿到人才稱號，就一定要獲評正教授🐽、在各種評估中占盡優勢？“二者其實並非絕對正相關❗️。”他表示。
袁亞湘在英國劍橋大學留學時發現👸🏽，“在劍橋大學👴🏽，有的諾貝爾獎獲得者還未獲評教授。這種情況在我國幾乎不可能出現”。袁亞湘的導師是英國皇家學會院士，但劍橋大學並沒有因為其院士身份而給予過多的特權，甚至工資也和非院士的教授沒什麽差別。
“帽子”固然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學者的貢獻，但“至多代表的是他們曾經的學術成績，並不體現未來的科研潛力和實際成果。甚至一些學術成績⭐️，都是在過去評價方式下以唯論文數量🤸、唯頂刊等方式得到的，而論文因存在虛假問題被撤回的情況也不少🧑🏻⚕️。”樊秀娣指出💏。
“現在很多機構都熱衷發‘帽子’，這是一個不太好的傾向。一名科學家是否優秀與取不取得‘帽子’並無實際的聯系，就像老舍、巴金🦵🏼、沈從文等作家，似乎沒有獲得過任何‘帽子’👨🏻🦯，但不影響他們創作出優秀的文學作品。”袁亞湘說。
相關部門應帶頭控製發“帽子”
在采訪中，專家們紛紛指出，“帽子”問題的產生😂，是行政部門、科技管理部門一邊破“唯帽子”🤹🏽♂️，一邊不斷發“帽子”的結果🧲。國家層面發“帽子”⁉️，地方競相效仿，從而導致“帽子”越發越多。
因此😚，“只有行政部門、科技管理部門帶頭控製發‘帽子’，才能在全國範圍內起到去‘帽子’的效果🌤。”袁亞湘指出。
北京理工大學副研究員劉進課題組曾對我國從美國、英國、澳大利亞等國家歸來的學術人才進行訪談🧜🏼♂️，發現只有少數國家在學術職業初期🕡，設置部分青年人才資助計劃，類似中國“帽子”的設置，但其功能僅限於資助學者啟動研究計劃🥥，不具有任何榮譽和資源屬性🏅。
樊秀娣對多國的情況進行調研後發現🎱，國外行政部門幾乎不參與學術評價，所謂的“帽子”只是榮譽稱號📌🐾，並不與利益掛鉤🩰，且“專業的第三方評估機構明確表示不評價人”。“科研工作者不分三六九等，本質上我們尊重的是科研工作者的勞動及其成果👆🏻🖋、科研貢獻🍸🧑🏿⚕️，而非一頂‘帽子’♎️。”
從根本上說，人才不需要“帽子”，用成績說話就可以🏟。但去“帽子”的路註定不容易。“眼下可以先邁出一小步🌃，實事求是地給項目定名稱，如2024年××項目，而不是取高大上的‘××人才’名稱。其實，業內人士心知肚明，某位科研工作者某年做了某個項目，這和‘××人才’真沾不上多少邊🉑。可以以此來達到弱化‘帽子’、獎勵成果、與利益鏈脫鉤的目的。”樊秀娣建議。
施衛東則表示💆🏼♂️🧗🏿♂️，在實際操作層面，獎勵成果🔀，如科學技術獎在地市級已不被允許組織評審；獎勵一般的論文◾️、專利🏊🏻♂️，在高校層面也被主管部門限製🧑🏼🎄。
“近年來，社會上設立了很多由學會🧏🏼♂️、協會、基金會等創辦的‘社會力量獎’🧛🏼♀️，但在政府獎項面前，除部分獎項外🚣🏼↕️，總體上含金量並不算高，水平也參差不齊🧑🏽🔬，絕大多數科研工作者盯住的還是政府獎項。”施衛東說🍿。
但這起碼是一個好的開始。“讓學術評價回歸學術組織🤸🏻♀️、行業學會和協會🎅🏽，是一條更加通行的路➛。在這個過程中✊🐙，行政部門應及時轉變思維，首先應做到的是不要對學術予以過多的幹擾。”袁亞湘強調。
此外，評估過多的背後，還有資源總量不足的問題🗣😣。“給‘帽子’人才更多資源，好像顯示了對科技的重視，但普通科研工作者拿不到起碼的資源，也會導致發展困難👩🏼🏭。這就相當於打仗不顧及普通士兵的感受。我希望〽️，在去‘帽子’的同時🟢🐕🦺，可以適當提高普通科研工作者待遇、關心他們的難處⚒🧗🏼♀️，還他們一個安定的科研工作環境♻️。”袁亞湘如是說。
（文章來源：《中國科學報》2024-03-06 第4版；原標題為《帶壞一代人學風🌯！“帽子”問題，切莫一邊“破”，一邊“發”》文|記者 溫才妃）
（文字編輯：閆崢）
（網絡編輯：閆崢）
